通讯员：宁 淼图  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邓小磊  舒年春  责任编辑：杨海斌

为寻找与我校七十年发展历程相关的历史见证人，重温华中大人光荣历史，抒写华中大故事新貌，探寻华中大红色基因，“踔厉奋发，踵事增华”调研实践队以“七十华诞薪火相传”为主题，寻访js333金沙线路检测登录入口老教授，探寻华中大人文学科的开拓，以及学校从单一的工科院校转向综合性大学的发展历程。

11月13日，实践队有幸来到黄见德老教授家中，与老教授做了深入交流。在交谈中，我们沉浸于黄老师五十载不凡的华中大故事，仰慕于他清亮的眼眸中岁月沉淀的沉稳与智慧，受感于他赤子般愿为学术继续燃烧的信念。

从黄教授身上，我们看到老一辈学者深耕学术、治学严谨的品格，也看到一位兼具多重身份的长者的博大胸怀，既作为华中大人，作为学者，作为教师，也是作为有着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一、脚踏实地，步履不停：作为华中大人

“黄见德，男，1973年秋调入本校至今，先后在政治教研室、哲学研究所与人文学院哲学系工作。1993年晋升为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我校研究生院教学组顾问，中山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与西学东渐文献馆研究员。”

华中大的前身华中工学院，是在向前苏联学习的热潮中，在中南六省工科的基础上建成的，设有相当规模的工科专业，并且在教师中拥有一批高水平的学者。所以，在全国的工科院校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国家的重点院校之一。而如今已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在此过程中人文学科的酝酿兴起正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华工增设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是从增设哲学专业开始。

在访谈一开始，调研实践队就提出了关于学校哲学及人文学科兴起发展这一转折性问题，黄教授也作了详细的回忆。

从1956年开始，黄老教授便与华工产生了联系，在这个转折过程中，他恰好经历了哲学研究所的启动与哲学系的发展。在哲学教研室教师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新设立的哲学专业，经历了哲学研究所、哲学系以及js333金沙线路检测登录入口三个阶段，虽然道路并不顺畅，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很快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今天的我校js333金沙线路检测登录入口，以它的师资水平及其取得的成果，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图：我校60周年校庆哲学系系友合影留念，

黄见德教授为第一排左边第四位。

作为这样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实践队成员更加好奇，在黄教授的眼中应该如何办好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呢？

在他看来，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培养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是一项与人类命运、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事业。理想神圣，使命崇高，只有从这种境界出发，运用智慧、勇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克服来自主观和客观的阻力，才有可能把设立的专业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以此培养高层次的人才。例如在筹建哲学专业时，首先，必须重视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建设。原因在于，高层次的哲学人才来自高水平的师资培养，否则便是一句空话。所以，在酝酿设立哲学专业时，感觉到不仅原有的师资队伍有待补充，学术水平有待提高，而且想到为了满足增设哲学专业与推动哲学发展的需要，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与步骤，或通过自己培养、或调入、或分配、或兼职等不同方式。

为此，当时，学校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千方百计的搜寻与物色，引进了一批设置哲学专业急需的师资。那时社会上流传着华工“深挖洞，广积人”的佳话，便是这种景象的真实写照。例如，李其驹、康宏逵、胡静婉等调入，萧前、李秀林、陈先达、汤一介、熊伟、钱广华等前来兼职，郭世铭、张伟珍等一批新生力量被分配而来，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的。华工哲学专业的创立与起步，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师资队伍的基础上，所以从一开始，便得到了社会的特别关注。

其次，必须重视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为此，必须提供相应的条件与支持。原因在于，今天的科学发展极为迅速，有了高水平的师资后，还要关心他们的学术水平的继续提高，否则，不进则退，难以保持原有的学术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还难以跟上科学发展的进程。所以，在有了高水平的师资后，除了鼓励他们各自继续钻研外，还希望他们采取各种方式通过学习与研究获得新知识，使自己的学术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践证明，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而为了保障交流的顺利进行，提供从物质到精神方面的支持，也是绝对必要的。

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作为学者

作为学者，黄见德老教授的著作可谓等身，在实践队调研前期查阅黄教授的论文书籍时，已是深受震撼，而在参观了黄教授的书房之后，在其文山书海之中，我们看到了那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字画，心中又有了更深的体会。作为青年人，能低得下头去做学问，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也能站得起身干事业，让生命在奋斗中焕发光彩。

黄见德老教授代表性的论文有：

《康德认识论主流论究》（《江西社会科学》，1986.2）

《试论康德认识主体能动性学说》（《江汉论坛》，1984.4）

《康德“自我意识”论究》（《德国哲学》，第三辑）

《论张颐的黑格尔伦理学学说研究》（《西学东渐研究》，第三辑）

《还张东荪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的本来面目》（《世界哲学》增刊）

《略论四百年来的西方哲学东渐》（《西学东渐研究》，第一辑）

《谈谈〈西学东渐史〉的研究与出版问题》（《西学东渐研究》，第四辑）

出版的著作，有关西方哲学史的有：

《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台湾杨智文化公司买版于1995年在台北以繁体字再版）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

有关西方哲学东渐史的有：

《西方哲学东渐史1840-1949》（武汉出版社，1991）

《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和香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首版，2011二版；2007年中国出版集团将它选入“中国文库”再版发行）

《西方哲学东渐史》（人民出版社，2006）

《西方哲学的传入与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有关西学东渐史的有：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目前，已是耄耋之年的黄老教授不但有一个撰写与出版《西学东渐史》丛书的设想与计划，还想在有生之年，把《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加以修改，经过扩展、深化，使之成为一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因此，现在他仍如过去一样，看书、思考、写作，笔耕不辍，希望早日把这本书撰写出来。

作为青年学生，黄老教授分享的几十载学术研究体会，给了实践队成员极大的触动：

Q：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您有哪些好的研究方法？

黄见德教授：

首先，要有广阔的理论视野，方能随着认识的一步步深化，一步步接近真理，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在过去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对西方哲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虽然获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成果，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不但在认识上分歧严重，例如，先后提出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全盘西化”、“本位文化”等主张，便是集中体现；而且在实践中，在对待西方哲学以及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都采取了简单化或粗暴的态度，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一些不可轻视的损失。在我看来，为了使今后的研究从这些失误中超拔出来，关键是要把研究建立在广阔的理论视野之上。具体说，这种理论视野就是全球化视野；有了这种视野，就会把目光投向人类世界的整体；在进行西方哲学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时，就会把眼光放得更开更远，就会有宏大的包容性与历史的纵深感，就会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人类的命运与人类社会的前途联系起来思考，通过文化交流与对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追问，才能对交流过程中的活动、成果等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才能把文化交流对人类命运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意义揭示出来。一句话，才能找到“人类文化交流何以可能”的答案。这是“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在我的学术研究中，从西方哲学到西方哲学东渐，再扩展到西学东渐，取得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就是随着新的理论视野的建立与深化而实现的。

其次，要有充分的学术资料积累，使研究工作建立在扎扎实实的材料基础上，论述才能有根据，提出的论点才能使人信服。这是由我的研究课题的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的。因为无论是西方哲学本身的研究，还是西方哲学东渐史与西学东渐研究；前者必须依据西方哲学家撰写的著作开展，后者则必须根据中西学者的交流活动与成果，主要是出版的著作进行，充分说明，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这些材料的掌握与加工的基础上。因此，在有了必须具备的理论视野以后，研究工作能否顺利的启动，并获得满意的成果，了解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西学传入中国的活动、途径、方式、过程、内容与影响的真相，领会有关著作的精神，便具有关键的意义。这样留下的材料，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其中既有死的，还有活的；死的需要挖掘与激活，活的需要搜集与清理，任务艰难，工作量大。而我们学校当时却是一个单一的工科院校，在这方面难以满足课题研究提出的文献资料要求。因此，为了掌握课题研究的学术资料，必须下工夫，千方百计，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与方法搜索。我主要是从下述几个方面做出了努力。

一是从已有的成果中汲取智慧。

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时间较早，就是西学东渐的研究，也先后取得了一些成果。因此，当我的学术研究对象从西方哲学转到西方哲学东渐、西学东渐进行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时，特别是在开始一段时间内，感到满目一片漆黑，不知如何下手时，我便想到了这些已有的成果，并想方设法，采取行动搜寻这些成果。例如，为了了解西方哲学东渐发表的有关论文与著作、作者、期刊与出版情况，我走访了国家图书馆，以及北大、武大、中大等的图书馆；查阅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共三卷六册）、《全国主要报刊哲学论文资料索引》等；阅读了梁启超的《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与《清代学术概论》、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谢幼伟《现代哲学名著述评》、贺麟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方豪的《中国交通史》和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我进行这些活动留下的笔记，便有十几本之多，复印的资料要有几个箱子才能装得下，更重要的是，其中提供的大量智慧，为我进行研究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二是以广泛的交流中获得动力，以此将学术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与深化。

毫无疑问，要想学术研究获得成功，离不开学者的个人努力。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体行为，为了使研究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成果，除了从已有的成果中汲取智慧外，还要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在与其他学者交流中汲取力量。因此，在我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在学术圈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与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交流。在这些学者中，老一辈学者有贺麟、洪谦、韦卓民、张世英、陈修斋、萧萐父、杨祖陶、汪子嵩等，同辈学者有王树人、杨适、范明生、钱广华、王守昌、徐崇温、邹铁军等，晚辈学者有邓晓芒、段德智、赵敦华、张祥龙、倪梁康、傅有德、张汝伦、陈亚军等。要指出的是，这些学者在学术研究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而在同他们进行的交流过程中，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例如，有的指出了我的课题研究存在的问题，有的提供了我的课题研究需要的信息，有的寄来了与我的课题研究有关的著作，等等。由此可见，这样开展的学术交流，是我进行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强大的动力。

我的学术研究，就是在上述理论视野下，在这样提供的学术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还是随着理论视野的拓展与资料的丰富向前推进的。

图：1978年10月于芜湖举办的全国第一次西方哲学研讨会，在20世纪西学东渐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图为出席大会的学者合影，内有诸多如张世英、杨祖陶、陈修斋、贺麟等为中国哲学界打下最坚实基础的哲学大家。

三、满头白发，甘乳一生：作为教师党员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在听黄老教授娓娓道来自己作为党员、作为一名教师的生命经历时，实践队成员真正感受到了一位儒雅而饱学的老师，对于后辈学子的无私关爱。实践队与黄老教授一起将采访提纲整理成稿，就把这满含半生风霜与美好期盼的文字献给每一位正在努力奋斗的青年学子吧。

这是一封来自一位耄耋学者情真意切的信。在冬日下午的暖阳里，你们畅快交谈，和蔼温暖的目光轻轻落在你的身上，再回首，已是他的一生。

亲爱的小友：

我是党员，又是教师。前者是我的政治身份，后者则是我的职业。我的生命过程，便是上述二者融合为一的体现。现在，我已经走到了生命过程的尽头，对于自己已经经历的不算短暂的生命过程，有些人生感悟，想利用访谈机会同你们交流一下。

先说作为党员。我是1956年6月25日在南昌三中担任语文教师时入党的。当时，新中国诞生不久，而我也还年轻，只有19岁，非常幼稚，但我从小就有强烈的求知欲。因此，看到1949年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发了我对变化根源的追问。然而当时，我既无人生经验，也无理论修养，只能从社会变化的表层去寻找答案。在我看来，社会这样发生的变化，是由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经过前仆后继的艰苦斗争实现的，而所以能够实现，与具有“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广大党员的实际行动关系密切。所以，1949年在我最早接受的新式教育中，“为人民服务”口号与共产党员榜样，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它们像一道命令强烈地感染了我，使我立志以具有“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共产党员为榜样，并从思想到行动向他们学习。于是，从这里出发，我把自己的人生追求与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从思想到行动，走上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道路。实际上，我在宣丰中学和南昌师范学习期间，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从而为加入党组织准备了条件。

入党后，我在党近70年，经历了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转变，以及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听党的话，严格要求自己，并以积极的态度较好地完成了在不同岗位上承担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任务。因此，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时，党中央给我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是对我作为一个党员在党内生活了近70年的人生意义的肯定。

我们党敢于直面问题，有曲折起伏，有问题并不可怕，重要的在于要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及时地通过自我革命与自我净化，就会超拔出来，朝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党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随之成熟起来。放眼看来，到改革开放，再到小康社会，便是最好的证明。今天，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成熟程度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国人、乃至全人类过上幸福生活的保证。

再说作为教师。1954年8月，我在南昌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昌三中教书。自此以后，除了两年多在武汉大学的学生生活外，其余的时间先后在湖北大学与我校，都是在教师岗位上度过的。教师是我的职业。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从事教师工作占据了我的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说实话，我对这个职业，有感情，非常热爱，并在这个岗位上作出了多面的努力。其中值得重视的是，把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即通过教学过程发现了需要继续研究的学术问题，通过学术研究取得的成果丰富与深化了教学内容。为各个层次的学生开出的课程，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发表与出版的论著，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因此，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国务院给我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这是对我作为教师的人生意义的肯定。

通过上述对我作为党员、教师与学者生活的回忆，分享一点不成熟的人生体会。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想使自己有限的生命过得有价值、有意义，对于自己从事的职业或承担的任务，除了把自己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外，还要舍得下工夫，要长期坚持不懈，不要使追求目标的脚步停下来。几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因此，摆在我的工作台上的校历中，一天有一天的要求，一天有一天的安排，一天有一天的内容，思考，读书，讲课，写作，交流，从来按计划进行，从来不轻易发生变更。退休前是这样，退休后也是这样。现在，我已经是一个耄耋老者，除了教学外，学术研究仍在进行之中。因失去了听力，与学者们的交流难以继续，我积极地采取了各种措施加以补救，使我的学术研究不停步。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体现在这种不懈的坚持之中。

最后祝你们愉快，进步！

图：中国共产党党四十寿辰前夕，黄见德教授与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先生在李达家中的合影。

图：黄见德老师手写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