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尹圣威  编辑：舒年春  责任编辑：叶金州 杨海斌

2023年6月21日晚19点，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地理系长聘副教授蓝图应邀做客慧源哲学茶座第336期。蓝教授以“异托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异托邦：英美视野里的福柯”为题进行专题讲座，院长助理叶金州副教授主持，张建华副教授与谈，来自js333金沙线路检测登录入口和其他学院的多位师生参与。

本次讲座旨在探讨福柯的思想对英美地理学研究产生的影响，讲座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蓝教授介绍了福柯的思想与欧美地理学理论研究发生结合的背景——即英美地理学研究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而这要从大卫·哈维与英美地理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说起。大卫·哈维于1973年发表的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对英美地理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进入英美地理学研究的视域。粗略来说，哈维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整套能更加全面、完备的解释社会问题的“结构”，哈维的理论可以被视为一种结构主义理论，从此结构主义的方法开始受到英美地理学研究者的重视。

然而，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哈维的理论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过于重视经济关系而忽视了社会的其他方面，过于关注宏观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微观生活的角度，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宏观上的经济关系得到解释。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缺陷，很多学者选择将福柯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地理学研究，英美地理学研究也因此发生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马克思到福柯的转向。根据“福柯”和“马克思”作为关键词出现在英语文献中的频率统计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20世纪80到90年代，福柯与马克思在英美地理学界的影响力总体上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

随后，蓝教授具体分析了福柯的理论对于英美地理学研究产生的影响。蓝教授认为，福柯理论的创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强调历史的偶然性，（2）强调科学知识的被建构性；而这两个方面对于英美地理学研究的影响又集中体现在三个由福柯提出的，且被地理学研究者广泛采纳的重要概念之上。第一个概念即“异托邦”（Heterotopia）。福柯使用这一概念来描述存在于社会中的、具有非传统功能的空间或地点，如花园、墓地、剧院、博物馆、监狱或船只，或暂时的或虚拟的空间，如集市、节庆活动、在线社群。在后结构主义的地理学理论中，异托邦也被更广泛地用于描述各种日常生活空间。将异托邦这一概念用于地理学研究的学者认为，以往的地理学研究往往只关注人们常识中认为重要的场所，如政府机关、议会或商业机构而忽略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空间，而正是这些被忽视的空间更能体现出社会运作的本质。

第二个概念即“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词与物》，福柯认为权力并非仅仅是一种统治或施加压迫的机制，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权力的获取并不仅仅是通过暴力或压迫来实现，更重要的是通过知识的生产和控制来实现，而知识的产生和传播又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权力的运行。福柯关于权力和知识关系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中。例如，90年代初的地理学学者往往倾向于把城市或社区的秩序浪漫化或正义化，即认为城市或社区中在地的事物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应该受到人们的保护。但后结构主义的地理学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批判，他们指出城市或社区的秩序同样是权力关系的产物，人们需要从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的角度来审视这种秩序及其提供给市民的资源，以反思其是否产生于不正当的权力关系。

第三个概念即“治理性”或“政府性”（Governmentality）。治理性这一概念涉及到对个体和群体进行管理、调节和规范的方式。在福柯看来，权力不仅仅是由政府机构行使的，而是广泛分布于社会的一种管理和控制机制，而这意味着政府不应仅仅被视为一个有主观意识的行动主体，而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技术和思想的结合体，一种广泛分布于社会中的弥漫性的权力关系。蓝教授指出，有些学者尝试把治理性这一概念应用在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他们强调劳工与资本、子企业与母企业之间的权力关系遍布整条产业链，因此在研究某一产业时，人们不能把视线局限于某个具体企业，而是要采取一种更普遍的视角来看待整条产业链。

关键词“Foucault”                      关键词“Marx”

最后，蓝教授还针对英美地理学研究中的“福柯热”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指出，自2010年以来，英美地理学（尤其是经济地理学）研究有重回马克思主义的趋势，而福柯的理论则逐渐淡出主流。我们可以从地理学出版物中“福柯”和“马克思”的关键词频率统计图直观地看到，英美地理学研究中的“福柯热”正在逐渐消退。

蓝教授认为，“福柯热”的消退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英美学者视域中的福柯与法国学者视域中的福柯有很大的区别。福柯的理论在法国得到重视的原因在于其对德国哲学在法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政界之影响的双重批判，而福柯的理论在英美的影响力则受益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即冷战中英美的胜利和80至90年代主要地缘政治矛盾的消弭。然而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目前越来越多的英美学者对福柯的理论所关注的西方社会的内部问题丧失了兴趣，而开始重新重视全球不平等、发展、工业化等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

其次，有相当多的学者开始反思福柯对历史之偶然性与科学知识之建构性的评判是否公允。如果科学知识完全是被建构的，那么人们如何解释近年来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成果及其对人类自我认知的挑战？如果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是偶然性，那么人们如何解释人类工业化的进程及其造成的广泛而深重的不平等？具体到“异托邦”、“权力-知识”和“治理性”这三个概念，人们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确定它们是被偶然因素建构的，而不是将其认定为工业化甚至是人类生物性的结果？蓝教授指出，上述问题仍然是开放的，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

在与谈交流环节，现场的师生针对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福柯的理论与康德人类学的关系、大数据语言模型与人类之特殊性、科学知识的建构与非建构性、以及福柯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等问题与蓝教授进行了深入讨论。

最后，主持人叶金州老师对蓝教授的分享和各位师生的参与表示了感谢，本期慧源哲学茶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