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5日，应我校哲学系的邀请，香港中文大学郑宗义教授于我校东五楼人文学院开展了一次有关“哲学、历史与哲学史”问题的讲座。参加讲座的有:我校哲学系邓晓芒老师、赵建功老师、廖晓炜老师、库慧君老师以及我校哲学系的同学们。

郑老师通过对于中国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比分析，提出这样的看法：假如今天有人计划要写一部哲学史，将要面对两个严峻的质疑或挑战：（1）哲学史即便是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会涉及对哲学思想的诠释与阐述，但主要仍是属于史学性质的工作，这对从事哲学研究（doing philosophy）来说就算不是毫不相干也不是必须的；（2）根本不可能由一个人来独力承担撰写一本贯彻古今的哲学史着。可能的方式乃是召集不同课题的专家各写其长，再汇编为指南（companion）或百科全书（encyclopedia）之类的书籍。郑老师坦言说：“依据一恰当的哲学史观念来省察二十世纪几本有名的中国哲学史著（包括胡适、冯友兰、劳思光）与一些中国哲学史式的著作（包括唐君毅、牟宗三）。省察的重点不在于它们的具体内容而在于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对哲学史观念的设想。我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弄清楚以下的问题：即如果今天我们要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怎样才能写得更好？”

这正是此次讲座内容丰富，通过对以往错误观念背后预认的深入分析，对哲学理性和哲学史观念作出了深刻反省。郑老师说：“正视哲学理性的历史性格或哲学观念的脉络化，我们便不会过分轻率地随意使用目前的哲学语言去诠释以往的哲学观念、论证与思想。易言之，吾人的哲学理性迈入一异己脉络时，尊重其异己性（alien）才能有真正的理解。而哲学史是要弄清楚哲学的观念、论证与思想在过去的发展、变化、诤辩、消失、重现、分合等等的来龙去脉。因此，一个发生性的说明（genetic account）是不可或缺的；不应把哲学理性的内在逻辑的推演误当作发生性的说明。”郑老师还说：“澄清了哲学史的性质是哲学，并不等于说「哲学史」与「哲学」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即便哲学史与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仍不碍我们可以从另一些角度来分别二者。比如说，哲学史是完全受到「史」的限制，而哲学则相对地（注意不是绝对地）较不受此限制哲学史之「史」的意义，如细说有三义：（1）材料义（historical literature），即承载过去哲学家思考的文献；（2）时间义（temporality），即过去的哲学观念、论证与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变化与发展，亦即它们的发生历程；（3）历史性（historicity）的意义，即沿上述两义而更明乎哲学理性的历史性格及哲学思考必有其脉络，并且这些脉络之间是存在着传承与相互影响的关系”等等。

最后，郑老师和邓晓芒老师又进入了更深入的讨论。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一次思想上的交流碰撞。同学们表示受益良多。